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萌芽木刻集》的问世，立即博得国内外版画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这部图文对读的画册，是为纪念鲁迅倡导新兴木刻七十周年和纪念我国第一个木刻讲习会讲师内山嘉吉逝世十五周年编辑出版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也是最早创造木刻画的国家。仅从新疆出土的汉墓文物，即可证实我国用在织物上的装饰木刻画，已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逐渐影响到东南亚和欧洲。明代后期至清代中叶，是我国古木刻画的黄金时代，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留下了最珍贵的版画遗产，反映了我国古代木刻作者、刻工和印工三者合作，为世界版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光辉贡献。
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并非我国古木刻的复古行动。他是在中国木刻画衰落之后，借鉴欧洲和日本的所谓“创作版画”运动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社会实际而提倡的中国新型木刻画。这类新兴木刻画，作者以刀代笔，自画自刻自印。与以前那种画刻印三者分工的所谓“复制木刻”截然不同，强调木刻画的刀味、木味和独具的艺术特色。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虽曾借鉴和导入欧洲和日本的创作版画技法，但并非要走欧美和日本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版画运动的老路，而是培育青年木刻家，使新兴的木刻创作在劳苦大众中扎根，与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紧密结合，推动我国木刻艺术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代，而使我国新兴木刻运动注入蓬勃振兴的青春活力。
《中国萌芽木刻集》编辑顾问李允经，早在1985年与马蹄疾共同编著的《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一书时，其中一章《鲁迅所评价过的早期木刻图文并读》，发表过近八十幅鲁迅评价过的木刻作品。但印制质量不佳，印数较少，未能引起研究界应有的关注。这次他与萧振鸣合作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装精印本，不仅补充了新内容，增入了中国萌芽木刻期我国木刻家小传，同时还发表了两位国外研究家对这部画册的客观评价和出版的重要意义，生动地显示了这部画集的研究价值和文献价值。
鲁迅先生对中国第一批新兴木刻作品的评析，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青年作者的高度关怀、爱护、勉励和期待，并且耐心指明新兴木刻的正确导向和应当克服的缺陷，处处闪射着鲁迅先生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信念和对青年木刻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同时明确地体现了鲁迅倡导新兴木刻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
如果我们将《中国萌芽木刻集》，与李允经的《中国现代版画史》并读，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木刻家在鲁迅精神的哺育和感召下，投身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深入生活，不断加强艺术实践，不仅开拓了中国木刻的崭新历史，创作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优秀版画，而在世界现代版画发展史上形成一个光彩夺目和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新兴版画学派，被国际版画研究家们誉为当代国际版画发展的新鲜血液。
记得1989年5月，在日本举办的中国版画座谈会上，研究家大官繁二朗曾这样说过：“从国际版画活动来观察，中国新兴版画在国际上是独树一帜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成长过程中，涌现了那么多版画家，不论欧洲、美国、苏联和日本，都是望尘莫及的。中国版画家和老百姓的命运和前途结合在一起的，是和亿万人民的脉博跳动在一起的，因而中国现代版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社会性。我们的某些艺术家，却和老百姓之间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囚禁在小圈子里打转，好像汽车轮子在泥潭里打滑，所谓作品，都不能和人民交流思想感情，不少展览会也引不起我们的共鸣。”
鲁迅先生于1934年3月14日，为萌芽期《无名木刻集》所写序文中，曾这样说过：“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是有这萌芽不可。这是极值得纪念的”。
《中国萌芽木刻集》的问世，是对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木刻历史性贡献的最好纪念。
